希特勒日记伪造案
在1983年4月22日，联邦德国的《明星》画刊发布了一条震撼世界的独家新闻：其记者格德·海德曼发现了的亲笔日记，共六十二册。这一消息如同投掷在大洋中的原，立刻引发了全球性的热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纷纷转载了这一惊人消息，全球新闻界为之沸腾，官方也不得不介入干涉。
联邦德国内政部长亲自宣布这些“日记”是伪造的，并将海德曼逮捕入狱。背后的故事远比这复杂。海德曼是《明星》画刊的著名记者，他在新闻界地位显赫，年富力强，头脑灵活，擅长挖掘独家新闻。当他向菲舍尔，即格鲁纳和雅尔印刷公司董事长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空军运输帝国档案的故事，以及1945年4月21日发生的坠机事件导致日记丢失的经过时，菲舍尔完全被他的故事所吸引。
海德曼描述了自己发现这些“日记”的经过，以及他如何追踪这些日记的来源。他提到，他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一册所谓的“日记”，声称来源于那架坠毁的飞机。他开始寻找提供这本“日记”的人，同时调查飞机坠毁的地点——民主德国的伯纳斯多夫村。他找到了十六个军人的坟墓，每个坟墓上都有标识着姓名的木制十字架。
为了证实他的说法，海德曼提供了现场照片，并继续深入调查。他最终找到了向他朋友提供“日记”的人，是一位德国南部的收藏家。这位收藏家从一个情报部门的人员手中获得了这些日记，而情报部门的人员则是从一个老头手中购买了名单。海德曼用金钱和权势迫使村民交出了隐藏了数十年的的亲笔日记以及其他物品。
尽管海德曼只提供了飞机坠毁的证明材料，而未提供档案幸存和传递经过的任何依据，但由于他过去的表现一直很好，菲舍尔对他深信不疑。菲舍尔决定购买这些“日记”，甚至为此瞒过了《明星》的主编。为了保密，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一个特别账户，海德曼可以在这个账户上自由取款。
几天后，海德曼带回了第一册“日记”，并告知收藏家手中还有更多。为避免万一失手，他们将每次二至三册，总计约值二百万马克。对于一条必将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来说，这个价钱并不为过。董事长决定全部购入。
此后，海德曼每月都会送来三本“日记”，这些日记厚薄不一，有的约有一百页，有的则只有五十页左右。它们都是用旧体德文写成，需要重新翻译。为了整理这些“日记”，《明星》画刊成立了代号为“绿色档案”的特别工作组，由历史部主任和其他成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为每册“日记”制作副本，评价内容，并准备相关论文。制好的照相副本会立即送往瑞士苏黎世，保存在汉德尔斯银行的保险柜里。
到1983年初，《明星》画刊收到的“日记”已经远远超过最初的二十七册，竟然达到了六十册之多。这些日记的时间从1932年6月22日至1945年4月中旬，几乎涵盖了掌权的全部岁月。这一发现不仅令全球震惊，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在深入研究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事件与事件的专册之际，一本神秘的日记逐渐浮出水面。《明星》画刊历经艰辛，终于获得了这批珍贵的日记，随着数量的增多，其代价也日益高昂，共付出了约一千万马克的巨额费用。在日记的流转过程中，海德曼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这批日记的关注度逐渐升温，其真伪问题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在1982年4月的一天，《明星》画刊决定邀请国际专家进行鉴定。他们首先找到了美国著名笔迹专家奥德韦·希尔顿。希尔顿拥有长达68年的笔迹鉴定经验，其中包括对轰动一时的文件伪造案的揭露。
《明星》代理发行人佐尔格和主任编辑瓦尔德带着一系列文件来到希尔顿家，其中包括短笺、信件、签名照片以及疑似亲笔的两页文件。他们对希尔顿提出的需求只是希望鉴定这两页文件是否出自之手。借助显微镜，希尔顿对笔迹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确认这两页文件均出自之手。
基于这一结论，《明星》画刊确信日记的真实性，并开始拟定长达18个月的报道计划。《明星》开始向全球各大媒体兜售版权。正当其与《星期日泰晤士报》谈判时，后者向它推荐了其姐妹报《泰晤士报》。新闻公司老板鲁珀特·默道克对这笔交易展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坚持需要一位历史学家对日记进行深入检验。
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休·特雷沃·罗珀尔被封为戴克勋爵，他不仅是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院长，对帝国和有着精深的研究，还写过几部关于的专著。当他开始接触这批日记时，尽管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他在仔细研究后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认同日记的真实性，并愿意“把自己的信誉押在日记的可靠性上”。
在确保日记真实无误之后，《明星》画刊与新闻公司的谈判重新开启。与此其他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也表达了对日记版权的兴趣。竞争日益激烈，但三家在谈判中产生了分歧，最终谈判破裂。在这一关键时刻，《明星》画刊接到了来自其最大竞争对手《明镜》周刊的电话，询问关于日记的真实性。为了保持独家新闻的优势，避免大量的金钱和努力付诸东流，《明星》画刊决定立刻宣布发现日记的消息，并以四十万美元的低价将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报刊转载日记的版权卖给了新闻公司。《明星》同意第一批日记摘要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
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珍贵历史文献的发现过程，也展现了媒体间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围绕历史真相的种种纷争。这份日记的发现无疑将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法国《巴黎竞赛》画刊、意大利《全景》周刊等国际知名刊物也纷纷报道转载了这篇引起全球关注的新闻。
紧接着，4月23日的《泰晤士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戴克勋爵的长文——《地下避弹室幸存的秘密》。戴克勋爵坚信日记的真实性，并预测关于的书写习惯、性格乃至某些国际事件的评估都将因这部日记而有所改变。
在4月24日的《星期天泰晤士报》上，头版被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占据：日记如何在民主德国的一个草料棚中被发现。该报道详细介绍了日记的发现过程以及海德曼的情况，并摘选了部分内容予以发表。
许多其他大型报纸也相继以大量篇幅报道这一重大发现。相较之下，德国的新闻机构在这场报道中似乎落后了一步。由于日记的首批摘要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德国人不得不将其翻译成德文再行发布。这一事件为《明星》画刊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其发行量一跃突破200万份，售价也相应上涨。
人们对日记的真实性提出了种种疑问：它的内容是否准确？为何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为何的日记会有如此简陋的封面？关于字迹的问题，汉密尔顿指出，真正的字迹充满力量感，而所见样本上的字母似乎更像是描出来的。本人从不写日记的习惯也被提出作为质疑的证据。他的随从冯·贝罗指出，的时间被日常琐事和战争事务占据，根本无暇写作。再加上对写作的不感兴趣，以及疾病的影响，使得他几乎无法写字。
联邦德国的绿党认为，公开这种日记的唯一目的是洗白的罪行，必须坚决反对。不少进步人士也担忧，《明星》画刊发表这一日记可能会助长某些人对的崇拜，甚至产生新的神话。
在这场舆论风波中，《明星》画刊选择了举办记者招待会以回应质疑。在招待会前一天晚上，戴克勋爵与海德曼之间就日记的来源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尽管海德曼坚称日记是由一位德国军官从飞机残骸中抢救出来并藏匿了三十多年，但他始终不肯透露更多细节。第二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众多同行的追问，海德曼依然守口如瓶。戴克勋爵愤怒至极，指责《明星》画刊为了抢新闻而忽略了历史的基本检验方法。在新闻界的瞩目下，戴克勋爵以坚定的声音宣布：“这些所谓的日记，是伪造的，除非有相反的历史证明来改变这一判断！”这一声明源自一场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这场记者招待会中，历史的漩涡与新闻的热度交织在一起，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著名的英国右翼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带着的文件来到现场。自从《明星》画刊宣布发现日记以来，欧文一直对其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欧文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他果断地夺过话筒，开始强烈指责这些“日记”是纯粹的伪造，与《明星》总编科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记者和摄影师们将他们团团围住，现场一片混乱。为了阻止欧文的对抗，《明星》画刊的工作人员请他离开现场，但欧文坚决不肯，最终因寡不敌众被推出会场。
要鉴定这些“日记”的真伪，其实并不难。当时尚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活在人间，他就是鲁道夫·赫斯。他最早与一起发动啤酒馆政变，并在掌权后担任军副元首。1941年，他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向英国提出和解建议。他的离奇出走至今仍是谜团。尽管他被视为战犯并囚禁，但他与“日记”中的描述有着直接的关联。根据四国的共同规定，赫斯无法与外界交流二战期间的消息，这使得验证“日记”真伪变得复杂。
在这个过程中，欧文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戴克勋爵截然不同，他与海德曼接触后，竟然开始相信这些“日记”是真实的。《明星》画刊最终决定允许专家单独查阅原始资料，并将部分“日记”交给联邦档案馆鉴定。
鉴定的结果令人震惊，“日记”中许多地方的内容抄自《演说和宣言（1932-1945）》一书。伪造者在剽窃时显然非常草率，出现了许多错误。联邦德国内政部长在声明中宣布，“日记”不是出自之手，而是战后伪造的。随后，化学分析专家维尔纳宣布，“日记”是显而易见的赝品。从纸张、胶水到标签上的打字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同一结论。著名的英国化学家格兰特博士也确认了这一点。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独家新闻瞬间变成了特大丑闻。《明星》画刊被指责为利欲熏心，为了吸引读者而发布假新闻。海德曼被紧急召回汉堡接受盘问，最终承认“日记”的提供者是一个买卖二战军事纪念品的商人康拉德·库耀。《明星》画刊的调查小组前往调查时却吃了闭门羹，库耀的行踪也变得不明。汉堡检察当局介入调查后逮捕了库耀和海德曼等人，但海德曼否认一切诈骗行为。为了挽回声誉，《星期日泰晤士报》派出女记者吉塔·泽雷妮进行深入调查。整个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场关于真相、责任和新闻道德的正在展开。泽雷妮历经七个月，深入挖掘与“日记”骗局有关人员的口供，得出的结论是：这场骗局的实际经过远比库耀愿意承认的要复杂得多，离奇得多。为了真相，她前往汉堡拘留所进行深入调查。
库耀和海德曼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单人牢房里，虽然相隔不远，但两人的精神状态却截然不同。当泽雷妮走进海德曼的牢房时，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慌乱，反复念叨着关于库耀的言论，精神几乎崩溃。
库耀的表现却截然不同。泽雷妮进入库耀的牢房时，他兴奋地一跃而起，主动谈起“日记”的种种细节。据他所述，“日记”均为他的作品，他对的了解甚至超过了许多人。他熟知各个时期的签字方式，还透露了拥有一个女儿等鲜为人知的秘密。
库耀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他出生于1938年的民主德国境内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一位狂热的分子。他在二战期间只有七岁，但军人的威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库耀离开南方，到1970年重返故乡时，已由一名单身汉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在家乡四处搜集“军事纪念品”，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往联邦德国和西方，生意兴隆。在此过程中，他与前党卫队队员结交，并与富商弗里茨·施蒂费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施蒂费尔受到库耀的影响，也疯狂地收集遗物，耗资巨大，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其中大部分藏品都是库耀提供的赝品。为了使得客户相信货物的真实性，库耀精心编造了许多故事，包括他与民主德国高层的关系、飞机坠毁事件等。
当库耀在1979年6月告诉施蒂费尔发现的亲笔日记时，后者并未产生怀疑。克拉佩尔这个与“日记”事件有着重要关联的人物，也是一个靠吃饭的专家，他认识所有幸存的大亨，并在诈骗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海德曼与克拉佩尔交往已有十年。当海德曼最初得知有日记存在后，多方查找无果。直到克拉佩尔的帮助下，他才与库耀会面并达成交易。此后，克拉佩尔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秘密——马丁·鲍曼仍然存活，并住在西班牙。鲍曼是副元首，在崩溃之际出席了的婚礼，并为的遗嘱作证。他的传说仍然层出不穷，如果他真的活着，将成为全球头号通缉的战争罪犯。
克拉佩尔声称与鲍曼保持联系，并鉴定了“日记”的真伪。海德曼与克拉佩尔之间的会面一再被取消，使得海德曼开始怀疑鲍曼是否真的还活着。狡猾的克拉佩尔略施伎俩就使海德曼打消了疑虑。
当时，“绿色档案”小组的成员瓦尔德在整理材料时发现了一位未记录在册的人物——党卫队上尉安东·拉克曼。这一发现对《明星》的相关人员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加确认了“日记”的真实性。库耀是如何得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拉克曼的呢？经过调查，发现年鉴上的相关记载被一字不改地抄入了赫斯专册中。而在库耀的藏书中就包含了这本年鉴的第221页还被做了标记这也引发了更大的疑问谁是背后的主谋？
女记者泽雷妮认为尽管库耀坚称“日记”是他伪造的但从其行为和能力分析他在伪造过程中既无足够的能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项复杂的任务在伪造期间库耀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也引发了更多的疑问关于这场惊天骗局背后的真正策划者究竟是谁？在繁忙的日程中，他几乎没有闲暇时光。白天，他沉浸在商店的喧嚣中，接待络绎不绝的顾客；而到了夜晚，他首先会小睡片刻，然后在深夜的宁静中，投入到他的工作室里，去编写那本所谓的“日记”。即便是夜以继日的忙碌，这四小时的短暂时间也只能让他抄抄写写，根本无法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从九百多册书籍中搜集到足够伪造“日记”的材料。这一切背后的复杂和艰辛，或许只有他自己清楚。
1983年5月的一个日子，警方的突然搜查打破了库耀住所的平静。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总数达到427册关于德国的书籍。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书籍的许多页面间夹着纸条，上面记录着他所抄写的段落。然而库耀显然并不具备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和传记的能力。这一切都让人们疑惑不解，直到泽雷妮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猜测。她认为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克拉佩尔的身影在操控着。他不仅仅为库耀提供了伪造日记的知识支持，甚至还可能是他设计了这个骗局，诱使海德曼陷入关于马丁·鲍曼的谣言之中。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可能卷走了《明星》画刊为“日记”支付的九百万马克的一部分，而这些钱的目的地并不是他自己的口袋，而是他的老“互助会”。克拉佩尔在这个组织中担任理事，或许他并不关心如何将“日记”伪造得完美无缺，只要这个谎言能在一段时间内欺骗他人并带来经济利益就足够了。女记者的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的幽灵仍在德国徘徊。尽管老互助会的成员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这个被揭露的骗局不仅震撼了德国，更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和思考。孙练先生的报道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的阴影仍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历史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