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交吴冠中先生

我与吴冠中先生同住一小区，成为邻里。去年，当我准备搬迁新居之际，心中泛起一股与先生告别的情感。在告别电话中，我向他保证会时常探望。他谈起了身体状况，提及夜里难以入眠，即使服用四片也只能维持三小时的浅睡。他的话语流露出创作的艰辛与挑战。电话里，他的语气仿佛是他要远行而非我搬离。

回想前年的春节，我前去向吴先生拜年。如往常一样，空手而去，但当我与先生的双手紧握时，那份温暖真挚地传递到我心中。

尽管是新年，吴先生的生活却如旧，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小画室不足十平米，朝阳照射在画案上。午餐是简单的：大馒头、水煮蒜苗和豆类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用餐时，我注意到他刚理过发，便询问是否在街边理发店修剪。吴先生高兴地告诉我，理发师傅如今有了固定的店面，不再需要站街服务。

多年来，我常常在街心公园的林荫道上遇见吴先生，他总会找路边的理发师傅简单地“剃头”。每次遇到他，我都会开玩笑地评论他的脑袋怎么只值两元。吴先生则幽默地回应说，理发师傅是“行为艺术”，而他则是“纸上谈兵”。他们的价值虽不同，但同样重要。每当这时，他的脑袋会被理发师傅“归位”，他只能低头自嘲地称自己为等待削皮的冬瓜。谈笑间，吴先生总会谈及他的创作观点，流露出孤独与渴望被理解的愿望。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吴先生的观点存在非议。我理解他内心的挣扎和无奈。在采访吴先生时，我们达成共识：不谈友情只谈观点。吴先生是个坦诚的人，他从未要求对他发表的文章进行审查。然而这次，他提出了“看过再发”的要求。他担心由于记者的误解或记录不当给他自己、社会或学术界带来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面对这位学贯中西、单纯如孩童的老艺术家，我被他的坦诚所打动。他不仅对学生和真诚的朋友坦诚相待，对有目的的人也无任何防范之心，这也使他有时被利用和误解。他坚决主张真诚对待朋友和知己，认为人生路上难以长久结伴同行。对于这样的老人，我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要求。那次深入的采访后，我的文章《吴冠中有话要说》在《文艺报》整版发表，吴先生将其收入文集，我们的友情也因此升华至忘年之交。

记得2001年我拜访吴先生时，他家窗台上多了瓶插的红色康乃馨和书桌上的金色郁金香，这使我意识到今天可能是吴先生的生日。那两束淡雅、朴素、无装饰的鲜花，一定是他的家人、朋友或学生送来的心意。吴先生一生从不为自己庆祝生日，也反对他人为他庆祝。我们的生肖相同，他像老羊一样温和慈祥，询问起我的生日时，我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友情的珍视。